中国特殊资产行业机遇与创新

    一、引言
    随着国内金融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特殊资产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同时市场也迫切需要探索资产处置模式的创新，以提高处置效率。5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殊资产研究中心主办，以“中国特殊资产行业机遇与创新”为主题的中国特殊资产50人论坛在京举行揭牌仪式，并举行首届论坛。
    此次论坛围绕特殊资产的参与主体及行业趋势，深入探讨金融科技如何赋能特殊资产处置效率，旨在树立行业信心，有效管控与化解金融风险。来自相关监管部门的领导，中国东方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银行、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阿里拍卖、重庆渝康、中原资产等行业领军企业的董事长与行业精英共聚一堂，围绕特殊资产处置模式创新、效率及未来机遇展开了深入研讨。
    二、主题演讲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特殊资产处置问题，其意义十分重大，所以重大，是因为它同我们这几年致力于去做的三大攻坚战之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密切相关。
    一、要在资产负债表的框架内分析资产
    在一般人的概念里，金融风险主要蕴含在债务之中，所以，一说中国的金融风险，大家就会说债务率和杠杆率如何如何高。根据这一指标进行国际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状况很不理想。这就是现在一般的分析架构。然而，囿于债务角度评价金融风险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债务资金的使用，用途不同，效率就存在差异，蕴含的风险就可能霄壤之别。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历来主张联系资产来研究债务，也就是说，我们主张在资产负债表的框架内对债务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原因很简单：现实中，负债都是有根由的，负债都有自己的用途。对债务资金的用途进行比较，我们才能得出更深入、更切实际的分析结论来。这一区别，尤其在政府债务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很多人都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视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地雷”。然而，仔细对中国同国外政府的债务资金使用做比较分析，就会看出，其中存在巨大区别。在西方国家，政府举债大抵是为了支持政府的各种消费，即便是为社保或医保筹资，其最终用途也是消费。这意味着，西方国家政府借债资金大都被消费掉了，因此，未来，它们还须为今天的消费筹资。中国的情况则基本相反，在我们这里，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借债，大多为的是投资，因此，债务资金的使用，多少都会留下一些资产，这些资产一般都会有产出，由此形成的财富便构成债务偿还的基础。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联系债务资金的使用来考虑政府的金融风险，我们将得到完全不同的图景。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已经连续数年编制并公布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就在今年5月，我们又发布了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的杠杆率及其变化情况，研究显示：第一季度，我国杠杆率上升了5.1个百分点。这种上升幅度，对于任何国家，都构成负担，但是在中国，由于债务大都有资产对应，所以，这样的杠杆率上升，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就是说，如果引入新的分析方法，从资产负债表的全面眼光来分析整个金融活动，我们必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来。方法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总体而言，如果将资产纳入分析视野，仅从负债面来看的中国的金融风险就没有这么大了。这是我们论坛的第一个重要意义，它重要就重要在全面启动了对资产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与从负债角度展开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闭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的体系，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金融风险，有助于我们推进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整体提升中国金融的效率。
    二、要开放资产处置市场、创新资产处置方式
    毋庸讳言，过去我们处置不良资产，基本上是在一个非常不开放，甚至保密的状态下展开的。行业里都说，过去不良资产的处置模式是“三打”，即“打包”“打折”和“打官司”。这种传统的处置模式显然跟不上现在的形势，中国在上一轮处置不良资产的实践中已经发现，所谓不良资产，不一定就是不良。“阿里拍卖”有一个很具启发性的理念——“没有不好的资产，只有放错位置的资产”，这对我们全面认识所谓的不良资产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析视野。某一些资产，有的投资者认为是不良，有的投资者却可能认为很优良。某一类资产，在某个财务环境或经济环境下可能是不良，但是，在另一类财务环境或经济环境下，却可能成为好资产。显然，要使资产全面、真实地呈现在市场上供所有的投资者选择，进而对其进行有效配置，我们需要开放的环境和开放的市场，需要把我们认为不良、有待处置的资产开放给社会，让社会去鉴别，让社会去选择。
    应当说，在上一轮处理不良资产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有意义的经验教训，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将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完全封闭起来。得到的经验是，必须打开各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黑箱”，让广大投资者、让市场有机会去认识和分析，进而有机会去参与处置，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处置不良资产的效率。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整个过程的透明度，提高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连接程度，同时，它还可以大规模规避官员犯错误。
    三、要全面使用金融科技手段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今年三大攻坚战之首，这是一件长期、困难、艰苦的事情，因此需要有创新。目前，创新的主要方向，就是充分发展和利用金融科技。其实，不良资产中包含有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必须经过现代的处理手段，才能揭示出其多方面的特征。我们需要通过金融科技手段，挖掘各类资产所包含的信息，进而找到潜在的投资者，找到合适的定价。市场均衡价格应通过供应方和需求方竞争性出价形成。过去，我们的市场比较封闭，尽管现在打开了市场，但是信息依旧不够，参与者依然有限。如所周知，金融业是一个信息行业，需要用现代的金融科技手段，比如大数据、系统平台的建设等等，形成一个有效的竞争性市场，从而使得资产的处置（我认为更应该称为资产的配置）更加有效率。实在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地保护国有资产。
    四、加强制度建设
    今天我们的会议有很多监管当局的领导参加，大家早就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切实感受到不良资产处置这个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觉得，监管部门、业界和学术界应该精诚合作，共同探讨有效的处理不良资产的体制机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向：
    其一，我们要创新金融工具。前面谈到了ABS的问题，其实，从金融研究的角度来说，ABS能更加多样化地揭示出资产的各种特征，并且通过现金流的重新安排和新因素的引入，ABS的包有可能形成优良资产。当然，我们未必要局限于不良资产领域，其他优良资产领域，ABS都有用武之地。总的来说，要充分运用金融工程，要用结构性金融的手段，来对现有资产进行重组，揭示出它们最优良的投资特征。
    其二，我们现在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市场化债转股，我还担任一个部际联席会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我曾经在一次联席会上说过：从公司财务角度来说，债转股并非最优的财务选择，试想：把债务变成股票，把一个短期的IOU变成一个长期的、永久的IOU转让给别人，其成本是相当高的，因此，公司金融理论并不支持这种做法。但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由于降低债务和利息支付成为头号宏观问题，而且，在中国，产权的变动并没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那么重要，所以，它就成为公司财务整顿的途径之一。也就是说，中国特殊的政治条件、特殊的经济制度和特殊的金融结构，使得债转股成为解决当下中国管理金融风险的有效手段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重新配置资产和负债时，心里一定要明了：这些措施能解决什么问题、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带来了什么新问题，等等。仔细琢磨琢磨，这里的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如果我们的债转股都是在国企之间进行，钱无非只是从左口袋塞进右口袋，那么，债转股也好，股转债也罢，其产权的意义都不大，那就只剩下降低成本的意义了。但是，如果债转股在国企与民企之间进行，其间涉及产权转移，并涉及体制变化，那可能就需要仔细考量了。这可正是我们说的债转股要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意思。
    其三，我们要打开大门，把中国市场融入全球市场。现在中美贸易摩擦正在升级，全世界因此而受损，中国政府不顾风吹浪打，坚定不移地声明，中国的开放步伐绝不会因此而停止，我们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广义地说，在中国的资产重新配置过程中，尽可能吸收外国投资者参与，也是市场化配置资产的题中应有之义。我知道有很多的外国投资者看中了中国的资产，这当然是出于他们的战略考虑。很多资产，在我们看来或许没有价值，但在他们看来价值无限，或许，透过这样一种资产的重组，他们可以找到其他的便利，发掘出其他价值，也未可知。因此，在中美摩擦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不良资产处置和资产管理，要体现出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总战略，要为国分忧。

来源：BRI金融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