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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给予坚决回击,并在总结反摩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除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
面对严重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1941年3月,蒋介石迫于压力公开保证绝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慌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更加证明它是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
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
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1941年1月下旬,日军1500余人“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以机枪扫射,屠杀群众约1300人,烧毁房屋千余间,造成惨绝人寰的“潘家峪惨案”。
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 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
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9月,在冀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3年3月,新四军“刘老庄连”在与敌人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身先士卒,在作战中以身殉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是反“扫荡”、反“清乡”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
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同年春,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来源:《天天学习天天读》公众号